国立西南联大三校整合成功原因探析

　　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在这种严酷事实的考验面前，中国高等教育人并没有退缩，西南联大的成功建立与整合就是他们挑战恶劣环境的例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成功联合，组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意义非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然而北大是洋务派创办的国立大学，清华是赔款兴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南开是不折不扣的私立学校，三校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整合并在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究竟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 西南联大 成功整合 原因 四个方面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先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开学仅一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三校复原北归，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在办学设施异常简陋、师生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造就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研制专家等一代海内外知名学者及大批优秀建国人才，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西南联大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①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为成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功整合的原因历来是教育史和高等教育领域探讨的热点。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爱国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首先，这一点我们从西南联大的校歌中便可窥见一斑。1938年三校迁到昆明之后组成正式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即由专业委员会制定了校歌。校歌名为《满江红》，是罗庸教授于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并于1938年10月30日被该委员会开会接受。一曲《满江红》不但阐述了西南联大产生的艰辛历程，而且抒发了联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
　　其次，三校都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北大发端的；清华则是“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首脑机关；南开则因爱国抗日行动引起日军仇视而导致校园遭到轰炸。“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就是三校师生爱国精神的共同写照。面对日寇入侵，共同的爱国精神传统使三校联合在一起，树立了共同的目标：为了保全中华文化，为了抗战建国培养人才而坚持办学。②
　　最后，绝大多数师生是怀着家国之恨离开沦陷区逃到大西南的。他们既同仇敌忾，又对抗战前途充满希望，因而都有高度的觉悟，教师能自觉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便为国家培养人材：学生能自觉地刻苦读书，以便学好本领为中兴大业贡献力量。
　　二、校长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西南联大正式成立后，正确恰当地处理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者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意义重大。当时的教育部规定联大常委会实行合议制，并由一名常委具体负责，如担心偏向，可轮流担任。然而如果施行常委轮任制，学校政策就有可能朝令夕改，对学校发展不利。
　　但在事实上，三位校长却各尽其责、配合默契。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之间坚韧的人事纽带：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蒋梦麟很长时间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这在无形中为联合办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减少了磨擦，缩短了联办磨合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三位校长深受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熏陶。
　　和合文化成了合作的凝固剂。三位校校长中，张伯苓最长，梅贻琦年纪最轻，蒋梦麟属中档。根据教育部电文规定，常委会为合议制度，由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如担心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实际上，走马灯似的重推轮任于学校发展不利。蒋、张两校长采取了较为明智的做法，在重大问题上，三人合议，此外，则由梅一人管理。后来，为使梅放开手脚工作，张长期在重庆，尽力为联大的办学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梅的责任则放在处理学校校务上，这种责任，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尽力维护三校的团结合作，即使清华方面“吃点亏”也在所不惜。其二，尽自己所能，使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让左与右、新与旧的观点，在联大都有表现的机会，让三校的优良校风和传统在联大都能得到发扬。他尽力稳定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并努力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到联大任教使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其三，为联大在云南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凡是云南省政府、国民政府需要帮助时，他都批示事关国计民生，自当鼎力支持。对于不利于学校发展的电文、训令，则设法变通和抵制。
　　联大最高层领导的通力配合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起到了稳定人心、率先示范的作用。正是在联大领导者“内外兼顾”、“分工明确”的领导之下，学校很快度过了艰难的磨合期，教学、科研、行政都步入了正轨。
　　三、合理的领导体制和科学的行政组织系统为合作提供机制保障
　　联大实行的是民主管理其民主管理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原则就是“教授治校”。教师的意见，以及对大学办学目标的共同热情是办好大学唯一有效的保证。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甚至各处处长、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都由教授担任。
　　从管理体制看，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下设有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根据其组织大纲，校务委员会由常委委员、教务、总务长，五院院长和全校教授推选的11位代表共同组成。教授代表每年轮选一次，每学院至少要有教授代表一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实权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它审议学校的预算决策，院系的设立废止，学校各种规程的审定，建筑和重要设备的立项、采购，校务改进事项的建议，等等。教授会由学校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委委员是当然会员。教授会议的主席和校务会议的主席一样，均由常委主席担任。这样既有利于学校事宜的上下贯通，学校领导又可以听到教师的意见，发扬民主作用，有利于学校的决策。教授会的职能主要是审议教学与研究的改进方案，学生的导育问题，学生的毕业成绩和学位的授予，对常委会和校务会提出建议，审议常委会或校务会交议的事项。教授会虽属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它对于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学校遇到对内或对外重大事件的时候，教授会就更显出了权威的作用。西南联大还设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办理各种专项问题。如校舍委员会，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等等。这种委员会在学校先后设置不下70个，只要事情需要，经常委会讨论决定，就聘请一些教授组成，指定负责召集人，办理某项事情。③
　　由于上述机构都由教授充任，因此在作出各种决策时，大都能体现学术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体现教授们的民主意愿，这不仅使决策更合乎大学办学规律，而且能使教授们普遍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这样，校长也可以避免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腾出时间来思考大事，集中精力抓好大事，可谓一举两得。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梅贻琦校长建立教授会制度之举，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
　　四、三校的优良传统孕育了联大兼容并包、独立自主的办学风格
　　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到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对于一个学校办学特色的包容与尊重可以说是对其最根本的尊重。西南联大能够成功整合并取得办学的成功，恰恰在于尊重并保持、发扬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优秀传统并形成为西南联大的特色。北京大学一直保持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推行蔡元培“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各种学派和具有各种观点的学者都受到尊重，较早提出“教授治校”的理念，学生的学习也比较自由。清华大学秉承欧美“自由教育”的思想，提倡“通才教育”，主张全面加强基础，对学生要求严格，一贯重视体育。南开大学由于是私立学校，以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为特色，又比较注重研究社会实际。由于张伯苓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南开学生对体育、演剧等活动有强烈的兴趣。三校的这些特点在联大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作为学校的灵魂，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故联大始终坚持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西南联大的教师中有不少知名学者，他们具有各种学术专长、各派学术观点，各就所长开设课程，因而开出的课程名目繁多，涉及各个学术领域，在“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下，由于多数教师能把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因而在讲坛上、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出现了“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自由的研究，把研究的心得充分运用于教学之中，其教学思想、学术观点不受任何限制。一个院系可以有多种学术流派，相互存在，兼容并包。纵有观点不同，也不碍合作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