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中国近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渐衰弱，面对这种情形，许多有志之士都积极探索拯救国家的道路。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就是其中颇具形象力的两股力量。国内学术界对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等论述较多，而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则为少见。因此，本文从对晏阳初乡村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背景对比出发，对教育内容、建设方案、实践特色等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其异同，希望对我国农村教育有所启示。
　　关键词：晏阳初；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比较
　　一、背景比较
　　（一）人物背景
　　晏阳初（1890——1990）中国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者，现代世界“与爱因斯坦齐名的人”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晏阳初10岁离家求学，17岁赴美留学，1920年回国，终身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梁漱溟（1893——1983）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中国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
　　（二）理论背景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解决中国农村极为严重的衰败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应然而生。由于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相当庞杂，先后有600多个团体跻身其中，但有明确的乡村建设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领导的乡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在河北定县、湖南、四川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历时最长、范围最广；梁漱溟在河南、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内涵深远，在国内影响最大。
　　二人的乡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是背景比较。他们之所以走上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晏阳初将中国问题概括为中国人患了愚、穷、弱、私的病症。因此他提出要解决中国存在的四大弊病，就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平民识字教育，进而走上了乡村整体教育、系统改造的道路。而梁漱溟则从中国文化、社会特殊论出发，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由外部引发的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因而从中国儒学文化复兴与重建的思想角度开展了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教育实验分为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两种形式。
　　二、内容比较
　　（一）教育目的
　　为了实现改造乡村的理想，晏阳初则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主张。晏阳初是从自身是一个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去思考救国问题的，他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新民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这个历史任务。梁漱溟则提出乡村建设为目的，乡村教育为手段，以此达到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最终目的。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产生是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被破坏殆尽，日渐瓦解，而西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呈现出“旧辙已破坏而新轨未立”的混乱局面。所以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由外部引发的及严重的文化失调。“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1]。至此、梁漱溟的教育目的是“改造文化、达到民族自救”的目的。
　　（二）教育内容
　　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和平教会采取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内容，并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联合平教会采取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环推行的基本措施。其中文艺教育治愚，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知识力。生计教育治贫，生计教育是谋求解决教育的问题，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卫生教育治弱，卫生教育旨在提高农民的强健力。晏阳初指定在每村设立一名保健院，对村民进行卫生宣传工作，预防传染疾病。这样大大减少了当时传染疾病，如天花的传染几率。公民教育治私，公民教育主要在于提高公民的团结力。公民教育并不是单独进行，而是合并到其它三种教育中进行，提高农民道德水平，培养团结力，在农民中间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时，将四大教育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又形成了乡村文化、经济、卫生、政治的四大建设。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融为一体，以此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就能实现改造乡村、造就新民的目的。而梁漱溟与晏阳初乃至其他许多从事乡村建设的人主要区别之处在于，他在理论设计上和在具体实践中，不是着眼于救济、改良，而是为建设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他说，乡村建设实际上是建国运动，它为自己创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条件统一、稳定的国权，又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而推进政治民主化，以至奠立完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因此，在乡村建设的具体方案上，梁漱溟认为，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而这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即一是从理性求组织，一是从乡村入手。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伦理本位的特点，在伦理情谊的精神基础上，引进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的具体组织形式是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即乡农学校。因而，在乡村建设中，梁漱溟始终把乡学村学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三、实践比较
　　在具体方案和实践特色上，两人的共同点颇多，如两人都是以农民的教育为切入点。晏阳初乡村整体改造思想本就是其平民教育思想的自然延伸，他强调平民教育是在人民生活的要求之下，以四大教育为内容，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方法，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连锁进行，整个的改进国民生活的教育运动。而定县实验是在统一规划下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的社会改革工程也可称为广义的教育工程。梁漱溟也认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乡村教育。对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应毫不含糊、清清楚楚。他强调，村学和乡学主要是一种教育机关，而不是一个行政机关，设立它的目的是在于以教育工夫引进自治。两者都强调农民自觉，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梁提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晏也强调平民教育不是救济，而是发扬。整个乡村改造工作的目的是发扬平民的潜伏力。这个见识超过了其他许多以单纯救济为目标的乡建团体。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就需要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因而两者都提倡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结合，指导与帮助乡村居民进行乡村建设。1929年，晏阳初及其他同仁举家迁往定县，形成一时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梁漱溟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他号召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并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成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
　　四、评比
　　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乡村教育实验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他们作为当时农村改革全国性发言人所表现的救国志向和真诚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近代中国乡村遭遇列强文化单向渗透和冲击的局面下，唯有中国乡村建设理念，反过来对世界近现代乡村发展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也将对我国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