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是升华了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精神、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形象的群体精神。作为一种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是贯穿于党的理论与思想中的精神气质，是内化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的灵魂。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政治灵魂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必须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依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从实际出发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及实现这一任务的有效途径，并使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化为亿万群众的行动纲领；
同时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优秀人才。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就是我党所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指引的方向；
就是把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肩负领导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神圣使命的政治方向。我们党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我们党成功解决了以下问题：
一是在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使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在落脚陕北之初，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以抗日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我党的倡导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二度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抗战中，我们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使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成为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2）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地分析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作战原则，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3）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坚力量。1941年后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1944年春季，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64%。1945年春夏，抗击日军达到69%。在八年抗战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伤亡61万余人，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正是我们党高举抗日救国、民族独立的大旗，使延安成为全中国最进步、最革命、最民主的革命圣地，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和坚强堡垒。在当年，“到延安去！”曾经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呼唤和强烈愿望。比如：一批上海进步青年曾宣誓：“打断骨头还有筋，割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对成群来延安，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从国统区来抗大学习，同她的母亲任锐同志同队。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同志的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那段难忘的历史画卷。
二是在由民族解放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敢不敢、能不能"通过人民战争打出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到何处去的问题。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时的情况：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的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
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就是陆军的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93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
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而这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并垄断着原子武器的美国，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国内、国际局势，在全力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同时，积极做好应付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面对敢不敢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做出正确的抉择，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针，在4年的时间内，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最后胜利。
三是成功解决培养和造就什么人这个确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不动摇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大局出发，着力解决了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这一事关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把延安打造成为培养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创办了三十余所干部学校，呈现出“延安到处是学校，延安遍地是歌声”、“开学典礼不断、结业歌声不绝”、“吃小米饭、攻《资本论》”的感人景象。仅仅就抗大一所学校及其分校，就培养了十余万革命的骨干。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毛泽东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政治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勉励学员要做好三个牺牲的准备。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毛泽东对革命青年投奔延安给予极大的关怀和很高的评价，193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北平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时说：延安的抗大和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不一样，物质条件比较差，但是，它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抗大之所越抗越大，其根本原因就在此。与此同时，开展干部在职教育，坚持每天学习两小时制度；
建立学习小组制度；
健全学习指导制度。形成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大格局。
在延安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党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培养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我们党的一大批干部在延安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各种文化知识，提高了理论素养，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思想基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八年时间里，由一个仅仅五十余人的小党，成长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在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难以置信的”，这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逐渐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延安时期着力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1）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禁锢，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在我党的历史上，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1936年底到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力求在全党范围确立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作了详细的阐释。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进行普遍整风，毛泽东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概括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式。经过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树立起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我们党在总结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过程中，获得两条重要收获：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得到全党的认同；
一条是全党弄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在以上两个方面形成共识，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
从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要发挥精神变物质的力量，非要有一个理论与国情、现实相结合的过程，否则不仅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反而可能出现南桔北枳的现象，成为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不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及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和拓展。而其中的精髓与法宝就是实事求是。
（2）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联系在一起，求真务实，展现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要领导革命成功，不仅需要正确的思想理论做指导，深入考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状、传统政治文化和民众意识，找到能真正唤起民众革命激情、吸引民众自觉追随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革命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其中的关键是：要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制定并实施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把正确的思想理论体现到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行动纲领中。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赢得民心，壮大力量，引领革命走向成功。
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中，正是我们党把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的依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们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伟大事业，使"几乎不可想象的"胜利变为现实。
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1948年12月，保加利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对于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斯大林也承认他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上的失误，明确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就连以反共著称的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题为“毛使尘埃落定”的文章，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和战略格局”。在竭力援助蒋介石失败后，美国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地展开了一场追究“丢失中国”责任的大辩论。
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胜利，首先就在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清醒地判断中国的政治局势，并依据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策。
（3）通过整顿党的作风，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使全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有了正确的理论、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革命的行动纲领，还需要有好的作风作保证。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的学风不正、党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和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特别是把学风问题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调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大兴理论联系实际之风、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普通党员干部到各级领导干部都拿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全党各级干部运用正确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提高，各级干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普遍增强。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开拓进取，以优良的作风，不断开创出工作新局面。
1941年，延安曾出现老百姓借雷击死人骂毛泽东的事件。毛泽东并未追查个人，而是仔细了解原因，在弄清原因后，将公粮任务由20万石减到16万石，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也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情怀。
可以说，延安精神的所有内容都与解放思想相关联，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都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党始终不逾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力量之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政治立场和行为准则，是由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的，是由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以及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决定的。
第一，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章，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工作方法。1939年2月20日晚，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了出来。1944年9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召开的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使为人民服务成为我党我军一切革命同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七大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章。
与此同时，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想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一系列群众工作方法。为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并且使其充分体现在延安时期党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中。
第二，推进民主政权建设，让人民当家作主。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上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构建了由参议会、政府、法院三部分组成的政权结构形态。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推行三三制的政权架构，我们党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实现对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一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是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
三是选派优秀干部。边区民主政治实践，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为民族为人民的高尚情怀，展示了我们党治党理政的政治主张和理念，也与国统区的独裁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曾振聋发聩地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我们党把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作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组成30多人的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调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于1941年冬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本人针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进行调研，提出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就是调研成果的集中体现。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张贴在床头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就是对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风范的生动写照。美国友人斯特朗也说，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是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入的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
在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中，各级政府和干部争做人民的勤务员，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甘为民仆耻为官”的价值追求，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了令人称道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崇高形象。
第四，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充分展示出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为民形象。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延安时期我党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形成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良好氛围。我党和边区政府组织党政军民学开展大生产运动，繁荣根据地的经济，通过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安置难民等途径和措施，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同时大刀阔斧地“精兵简政”，解决“鱼大水小”问题，减轻人民负担，使边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也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我们党还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推动社会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的荒原，文盲率高达99%。我们党把发展教育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办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使边区成为社会教育的大学校。在边区形成了包括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三位一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边区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办教育，1945年的教育投入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陕甘宁边区在我党执掌政权之前，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巫神多达两千余人；
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高达7万余人；
成群的土匪多达48股。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党强力开展社会改造运动，铲除匪毒，移风易俗，优待移难民，救贫扶难，鼓励劳动互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倡导文明新风，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到1938年基本肃清了匪患，1942年基本消除毒患。到1943年底全边区“二流子”的改造面达到94.4%。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共安置移难民63850户，266619人，在医疗卫生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高健康防病意识；
健全机构，创办边区医院，由上而下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医药卫生工作网；
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根本宗旨，救死扶伤，解除群众疾病，使边区呈现人才两旺、兵强马壮的新气象。
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讲：“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我们党已经是有60年执政经验的大党。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也是长期执政所面临的最大考验。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不竭动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自信、自强、自立的主体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创造精神，是克勤克俭的高尚品德。
第一，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革命情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区别于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根本点。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精神正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为了神圣的民族救亡事业，人们认为吃苦、牺牲是光荣的，人们自觉地把平凡的生产自救工作和这一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大囤小囤都装满，丰衣足食支援前线。”
第二，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创造精神。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层层封锁围困，连一粒粮、一尺布都不准进入边区，我们的军队面临着没有补给的艰难境地。正是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党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359旅开发南泥湾，就是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典范。由于战士们起早摸黑地劳动，使得359旅制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正是有了这样的英雄气概，359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斗田庄”，在短短的三年中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在那个时代，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八路军到新四军、从将军到士兵，全党上下以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克服艰难险阻，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第三，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崇尚艰苦朴素、勤俭节俭的高尚品德和保持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工作作风。延安时期我们自觉地养成了勤俭办一切事情的高尚品德。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但在工作中却能表现出模范作用。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是5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2元半。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30元之间，乡政府只有1元。但各级政府办公费的财政簿上却从无赤字，整个乡政府内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每月收入就是上述规定的津贴费。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凭借着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我们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誉，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使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延安时期我们保持了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颓废萎靡，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气。当时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这样深情地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即使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当时图书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津贴差不多全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那时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一本。”
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的四年中，国内外友好人士到边区和延安参观、访问的达7316人。他们在延安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感受各异，但延安之行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最直观的感受是延安物质条件的艰苦与人们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
可以说，正是我们党所具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凝聚了党心和民心，冲破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险阻，写就辉煌灿烂的壮丽篇章。
总之，延安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延安是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升华思想、锤炼党性、增强素质、提升能力的精神家园，延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精神风貌。只要我们把延安精神存之于心、见之于行，并且同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到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工作业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