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贵州声音

　　摘要：在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民族危机的时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政治精英，李端棻不尸位素餐，不因循守旧，而是挺身而出，引领时代潮流，推进社会改革。在教育领域，李端棻最早提出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思路和方案，在戊戍变法时期，倡导改革科举，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等，晚年在贵州传播维新思潮，创办新式学堂，为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6-0119-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25
　　清末教育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大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封闭的农业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了弱肉强食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两种文明的尖锐冲突下，关乎中国未来人才培养的传统教育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改革思潮纵横激荡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教育怎么改？中国传统教育该向何处去？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在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的时代背景下，李端棻挺身而出，引领时代潮流，倡导教育改革。为中国传统教育摆脱危机，重获新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李端棻的影响下，贵州教育界心忧国是，奋起直追，率先改革传统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留下弥足珍贵的贵州声音。在李端棻逝世 110 周年之际，本文谨据有关资料，对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贵州声音等问题略作探讨，以唤起人们对历史经验的更多关注。
　　一、李端棻：中国新式教育的首倡者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及为御史，以敢言著称于时。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十年（1871）督云南学政。历任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全国会试副总裁，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故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作为晚清重臣的李端棻，打破因循守旧，积极学习新知，引领改革潮流，特别是其推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端棻一生为官，治行方正，激浊扬清，善于识拔真才。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十年，出督云南学政。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棻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1]P1451在云南时，李端棻体恤地方经济凋敝，躬先节俭，彻杜需求，悉心考选，公平取士。当时“滇乱甫勘，民生凋粹，公校试之暇，辄为疆吏筹教养诸大政，多所赞划。有骄将以重贿为弟子干进，公正色斥之，风列振厉。巡抚芩襄勤公敬礼有加，于荐仕滇政治，共靖滇宇，公辞焉。”[2]P202并根据云贵两省“士多寒峻”的情况，与总督刘岳昭、巡抚岑毓英联名奏请，要求對黔滇两省举人会试，“例给火牌弛驿至京”（即举人进京会试，沿途可以凭火牌免费食宿）。嗣后黔滇优贡拔贡赴京朝考，得给火牌弛驿，实自端棻建议始。李端棻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引领时代潮流，推广新式教育。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强邻环峙，国势衰微，刺激着中国民族精神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国人透过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意识到更深层次的教育危机。朝野内外普遍认为兴学育才是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当务之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但当时的维新派人微言轻，其主张既不能达于朝廷，又无法影响社会。在关键时刻，李端棻挺身而出，以居庙堂之高的显赫地位，公开支持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清史稿·李端棻等传卷46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 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1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二日（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率先提出“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教育改革方案，云：
　　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人学，其京官愿学者昕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1]
　　李端棻首先列举了旧式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当时形势对新式人才的迫切要求，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有用之学；并初步提出大学、中学应互相衔接和划分专业；为了配合新式教育的开展，政府还要做好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件大事。认为“夫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则中人以上，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道未有急于是者。”[2]P143-145
　　在传统教育已培养不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创办学堂又因经费困难不能遂愿的窘境下，李端棻建议变通整顿书院，或将书院直接改为学堂，无须另筹经费，李端棻建议 “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当时全国各省及府州县都设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并且各有经费，书院改学堂正好能利用书院原有教育资金，完成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转换。在清末急需进行教育改革，国家教育经费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的确是各种教育改革议案中最有操作性的改革方案。是时风气未开，李端棻敢于抨击旧教育之要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近代学制的具体方案，表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远见卓识。